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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 2015-2018年福建法院涉金融审判白皮书
发布时间:2019-07-31

一、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数量

       2015年以来,全省法院受理金融纠纷案件稳步上升。2015至2018年共受理一审金融案件(含民间借贷纠纷,下同)624076件,收案数占同期一审民商事案件的43.06%。

       受理二审金融案件43464件,收案数占同期二审民商事案件的28.37%。

       案件类型

       一审收案排前五名的类型为:民间借贷纠纷422558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107745件、信用卡纠纷36162件、保险纠纷26861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4453件,合计占比95.79%。另有证券、期货、票据等其他金融案件合计26297件。

       地区分布

       一审收案排在全省前五位的地区是泉州141789件,占全省总量的22.72%;福州95774件,占比15.35%;漳州77590件,占比12.43%;厦门64484件,占比10.33%;三明51005件,占比8.17%。其中福州、泉州、厦门三地共计受理一审金融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占全省50.02%和55.48%,这与上述地区金融机构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密切相关,也充分体现了上述地区金融交易的活跃程度和风险聚集程度。


 二、主要特点及原因分析

       (一)涉银行类案件增幅较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幅继2015年、2016年分别增长35.27%、26.67%后,2017年回落至4.06%,2018年又攀升至11.24%。尤为突出的是,信用卡纠纷呈井喷式增长,自2015年以来每年增幅均达50%以上。这两类案件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和个人的偿债能力下降,借贷违约现象普遍。各家银行为了分散风险,保持利润增点,纷纷推进零售尤其是信用卡业务。而受整体经济环境和企业新一轮裁员影响,部分信用卡客户资质出现恶化,信用卡纠纷随之上升。

       (二)民间借贷案件居高不下。近年来,我省民间借贷案件增幅趋于稳定,但总量仍处于高位,呈现借款大额化、借款周期长期化的特征,总标的额与金融借款合同案件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由于中小企业面临融资成本高、违约风险大、融资渠道窄等问题,部分固定资产少、信用度低的小微企业难以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方式获取流动资金。民间借贷已经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日渐成为广大市场主体获得生产、生活资金来源、投资谋利的重要渠道。但受经济形势影响,近年来实体经济利润率持续走低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加重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负担,偿付能力下降,民间借贷违约风险上升。

       (三)融资租赁纠纷增幅最大。全省受理一审融资租赁纠纷从2015年的545件逐年递增至2018年的1938件,历年同比增幅分别为62.67%、58.34%、28.27%、75.07%。主要原因在于,近几年我省融资租赁公司数量和业务量的大幅增加,带动了该类案件数量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的管控日趋严格,一部分履约能力不足的企业转而通过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融资,也导致融资租赁行业违约概率提升、纠纷增加。从审理情况来看,融资租赁的业务类型从传统制造业扩展到生活、消费领域,租赁物类型从大型机械设备等扩展到医疗设备、家用轿车等小型资产,呈现多样化趋势。

       (四)证券、期货纠纷波动较大。一是证券欺诈责任纠纷增加。随着证券监管趋势从严,上市公司及其他市场主体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处罚的数量增加,中小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的民事赔偿案件大量涌现。2017年以来,福州中院先后受理了欣泰电气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此类纠纷涉及投资者多、地域广,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二是证券市场波动引发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增加。近年来股票质押业务发展迅速,但受经济环境和市场下行等因素影响,卖出回购方违约风险增加,相应纠纷陆续进入诉讼。2017年、2018年我省共受理9件证券回购合同纠纷,其中7件由省高院一审。此类案件标的额大、社会关注度高,若不妥善处置,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三是期货纠纷增加。近几年来,全国范围内清理整顿非法交易场所的力度不断加大,我省一些现货交易平台未经许可或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违法违规交易,引发群体性纠纷。如2016年泉州法院受理了53件以福建省东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为被告的期货欺诈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厦门法院先后受理了61件以中经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为被告的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件。

       (五)保险纠纷持续下降。2015至2018年,全省法院受理保险纠纷案件分别为7885件、6298件、6310件、5981件,案件数量并未随着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反而出现了稳步下降趋势,也是同期金融案件中唯一下降的类型。这与近年来保险行业开始全面强化审慎监管,以及福建法院与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协同推进纠纷多元化解密不可分。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保险产品、销售渠道、理赔方式不断创新,增加了法院审理的难度。如采取网络保险、微信理赔等创新模式的保险纠纷案件中,由于投保人选择保险产品、投保及生成电子保单的过程都是通过网络这一虚拟载体完成,电子证据的固定和提取存在技术制约,导致法院对投保人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等方面的事实查明存在一定困难。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审判面临新挑战。2017年以来,各金融监管部门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监管政策,如《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商业银行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对金融法治环境影响深远。一些原本被认为是合法的金融产品,如通道、委托贷款等业务,在监管新政策下可能被认定为违规产品,法院审理认定这些交易行为的效力时存在难度。一些金融机构为了规避监管,设计出交易结构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如《资管新规》出台前,大量存在的多层嵌套、循环交易模式等。这类型的交易模式涉及多方当事人,法律关系重叠复杂,进一步增加了法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的难度。

       (二)金融机构管理不规范。一是审贷不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银行对企业的资信状况识别不力、把关不严,加大了收贷风险。信用卡纠纷案件中,一人办理多家银行信用卡以相互拆借,导致不同银行起诉相同的被告、部分被告反复涉诉的情形普遍存在。二是过度依赖担保。部分金融机构不注重对借款企业本身经营状况的审核,而是要求中小企业提供不动产抵押之外的企业保证、个人保证,导致重复担保、联保互保层层叠加。该行为表面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但实质上是对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破坏,导致有限责任无限化,大量民营企业及其企业主家庭因承担担保责任陷入困境。三是风险把控不到位。部分金融机构对贷款资金流向缺乏监管,部分企业获取银行低息贷款后,将本应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股票市场甚至高利转贷等高风险领域,以获取高额利润。四是内部违法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银行工作人员利用银行操作流程中存在的漏洞,采取违法提供承诺函、控制关联企业等方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银行工作人员充当“过桥”资金的掮客或通过“贷新还旧”串通借款人掩盖不良贷款,导致金融机构受损。

       (三)民间借贷无序发展。大量民间借贷利率约定超过了24%的红线,畸高的利率助长了资本投机行为,挤压了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发展。部分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和个人作为“职业放贷人”专职从事放贷谋利,采取要求借款人写超额借条、向第三人转账支付“砍头息”等隐蔽方式,规避法律对高利贷的限制。部分放贷人甚至实施了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互联网金融问题频发。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列举了互联网金融的七种具体形态,但从福建法院所受理的涉互联网金融案件类型来看,以 P2P 网络借贷、互联网投资理财和第三方支付案件为主,其中 P2P 网络借贷案件占比较高。我们在审理中发现,大部分P2P网络借贷平台都存在违规提供担保、平台自融、设立资金池、收取高额手续费等问题。一旦出现平台爆雷,往往涉及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并存的情形,此类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数量众多、牵涉面广、社会关注度高。

       (五)信用卡及网贷违约爆增。各类轻易取得的信用卡、消费卡、校园贷等,催生了大量以卡养卡、以贷养贷的灰色人群。该群体利用多张信用卡循环套现、多个网贷产品借新还旧,勉强维持生计。一旦某一环节失控,极易成为失信者或被暴力催收的对象,游离于社会边缘。这些群体多为80后、90后,且在全国有共同的联络群体,成为社会及家庭的风险隐患。

四、采取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几年来,全省各级法院在提高金融审判质效、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强化纠纷多元化解等方面均有良好成效。

       (一)紧跟大局、更新理念,服务保障及时有力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的调整,省高院适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确保正确的审判方向。积极应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面对金融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局势,省高院及时组织司法服务保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项调研,先后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的意见》、《关于依法规范金融案件审理和执行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分工方案》等指导意见,主动延伸审判职能,充分利用司法大数据,密切关注各类金融案件的涉诉主体、案件数量等重要指标的变化,实时预警防范,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风险。规范引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全省法院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取向,先后出台《福建法院服务发展行动方案》、《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司法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十项措施》等文件,对各个时期加强金融审判、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主动作为,服务保障金融改革。注重与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机衔接,支持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履责,与省银保监管局、省公安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联合出台《推动构建福建银保企命运共同体行动纲要》等规范性文件,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二)素质当先、品牌引领,提升金融审判质效

       近年来,全省法院在加强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提升金融审判质效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在审判力量的投入上,各地均成立金融审判机构。2017年4月,省高院成立专门的金融破产审判机构民五庭,审理和指导全省的金融破产审判工作。在综合考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金融与破产案件审判数量和审判力量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中基层法院单独设立金融破产审判庭或审判团队,目前已有4个中级法院、8个基层法院设立了专门的金融破产审判庭。在程序保障上,不断优化金融审判提速机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品牌优势。各地法院均开辟金融案件审判绿色通道,对金融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石狮法院构建金融审判在线办案平台,推广网上立案、线上庭审等方式,实现金融纠纷“一站式”解决;莆田中院探索开展金融纠纷“要素式审判”,试行“简式裁判文书”;厦门中院依托“智慧法院”与信息化3.0版建设平台,研发法律文书智能集成系统,实现文书一键生成。

       (三)加强沟通、协作联动,强化司法监管协同

       全省法院普遍建立与政府部门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机制,强化金融监管与金融审判的衔接配合,推动建立完善的金融法治体系。建立联动机制。2016年,在第三次省级府院联席会议的框架下,省高院、省金融监督管理局(省金融办)会同省银保监局、省检察院等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企业破产和信贷风险处置工作统一协调机制”。各地法院随后分别与当地相关部门建立对应机制,明确互动领域、联动方式、工作模式,共同做好金融风险预警研判、银企对接、资产处置等工作。搭建沟通平台。厦门中院成立金融司法协同中心,通过金融司法协同深度合作,进一步完善金融审判执行体系,在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中心的成立,得到了最高法院、省委省政府等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主动建言献策。全省法院针对审判中发现的金融机构在监管、缔约、履约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以及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引发的法律风险等,主动延伸司法职能,向相关单位及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督促金融机构合规经营、防范风险。

       (四)积极探索、加强合作,多元解纷成效显著

       全省法院加快推进与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专业调解组织的合作机制建设,初步形成了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调解和司法救济等各方优势的多元化纠纷化解体系。2017年,省法院与省银保监局、保险业协会联合出台《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实施意见(试行)》,与福建证监局、厦门证监局联合出台《关于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厦门思明法院、福州台江法院也被最高法院及证监会确定为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试点法院。两年来,该机制成效初现,如:2018年全省各地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共受理保险纠纷7033件,成功调解6403件。全省保险纠纷数量连续三年下降,2018年新收一审保险纠纷案件创历史新低。福州中院利用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审结的上市公司欣泰电气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入选全国证券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

五、审判态势研判

       根据目前全国和本省的经济形势,以及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我们预测今后几年本省涉金融纠纷将呈现如下态势:

       (一)融资纠纷持续攀升。2018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实体经济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会逐渐向诉讼领域传导,尤其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我省外贸比较发达的泉州、莆田、厦门等地企业影响较大,预计上述地区金融借款纠纷案件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另外随着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与资金融通密切相关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信托纠纷、票据纠纷等案件数量也将有所增加。

       (二)证券纠纷数量不减。2018年证券监管部门批准发布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修订)》,严格限制股票证券质押率上限、融资方资格,预计2019年整体质押规模将有所下降。但因前期违约引发的纠纷将会陆续进入诉讼程序,预计2019年证券回购类纠纷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三) 互金案件保持增量。由于前几年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范缺失、监管规则滞后,导致该行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市场规制,发展较为混乱。2016年以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通知》的陆续发布,监管政策趋严,此前网络借贷平台不规范的行为将集中以诉讼的形式暴露出来。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美图科技、35互联、美柚网等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总部均设在厦门,厦门已经成为国内互联网行业的新兴重镇,京东、美团、滴滴等互联网企业也将部分业务的结算中心设在厦门,预计涉及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业务的金融纠纷也将有所增加。

       (四)信用卡纠纷只增不减。人民银行公布的历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近年来信用卡的发卡数量和规模均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8年在用发卡数量同比增长16.73%,授信总额同比增长23.33%。由于各家银行采用重业务推广、轻风险控制的宽松发卡战略,对申请人资质审核不严,导致信用卡逾期后催收难度大,预计信用卡纠纷还将持续上升。

       (五)各类消费贷纠纷频发。随着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银行存款规模不断下降,金融机构为保证利润增长,大力推广各类消费贷业务如汽车贷、装修贷、留学贷、移动手机贷等。伴随着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蚂蚁花呗、支付宝借呗、京东白条等网络借贷方式也不断扩张,由此引发的纠纷也将不断增加。

六、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强化金融审判的监督制约职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提升金融债权的保护力度。依法审理涉金融不良债权案件,保障金融不良债权依法处置。加强研究金融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上升、处置主体多元化、处置方式多样化等新情况新问题,促进金融不良债权处置的市场化、法治化进程。审慎审理涉房地产交易纠纷。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金融债权的影响,配合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调控政策,妥善审理房屋买卖、租赁、抵押以及让与担保等纠纷,防范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传导。依法审理证券纠纷案件。依法审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案件,针对群体性诉讼探索采用“示范诉讼”或“示范判决”模式,以统一裁判尺度、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妥善审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件和操纵证券市场案件,准确界定内部信息、操纵证券市场行为,防控金融市场整体性风险。依法处置“僵尸企业”,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对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和营运价值的“僵尸企业”,及时进行破产清算,切实减少无效供给、释放生产要素、降低企业杠杆率。依法审慎处理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企业破产案件,特别是涉及上市企业、房地产、涉金融企业、省市属重点企业的破产案件,避免引发区域性风险。

       (二)发挥金融审判的引导规范作用,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审判要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加强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促进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构建平等有序、充满活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坚持合同自由的基础上通过个案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填补。对于存在金融机构明知借款用途改变或者存在贷新还旧但未告知保证人、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等情形的,应及时判令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减轻担保企业负担。鼓励合法的金融创新,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设立的新型融资担保方式,在不存在无效情形下,要依法认定担保效力或物权效力。对于融资租赁、保理等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融资模式,也要防范以创新为名,采用预扣保证金、租金或者服务费等方式,变相抬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进一步统一互联网金融纠纷裁判标准。对部分互联网金融公司或金融平台利用居间服务费、第三方担保代偿等方式规避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应当通过依法认定约定条款无效等方式,规范和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对借贷利率的规制,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裁判,对于债权人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其他费用高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加大对民间借贷监管力度,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合法进入资本市场。依法打击高利放贷、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安定的营商环境。

       (三)深化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协调互动,保障和促进金融改革

       完善“企业破产和信贷风险处置工作统一协调机制”。加强成员单位间的协作力度,定期召开工作会议,沟通信息,了解动态,交流金融纠纷特点和金融司法动态,及时形成应对合力。搭建固定的沟通协作平台。建议以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为试点,整合金融司法、监管、服务资源,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建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综合性、集成化、一站式协同工作模式。构建金融大数据平台。推进金融审判信息平台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系统、破产审判信息系统等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交换,研究解决具有普遍性、趋势性的法律问题,为区域性、行业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重大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建立司法建议双向反馈机制。注重发挥司法建议对金融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司法建议反馈机制,对司法建议的反馈时限、程序等事项予以明确和规范。

       (四)深化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从源头减少案件增量

       目前,全省法院与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行业调解组织之间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已经基本建立,下一步要建立体系化、信息化、全覆盖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进一步拓展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深度和广度。继续深化法院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企业联合会、商会等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交流协作,力争将各类型的金融纠纷都纳入多元化解机制中,经济便捷高效解决问题。细化法院与行业调解组织的诉调衔接机制。加强调解组织与法院立案、审判部门的案件移送衔接,确保案件移送流程的规范化、高效化。加强多元解纷科技支撑。建立在线调解组织和人员数据库,汇聚全省金融行业的优质解纷资源,实现解纷资源的集聚性、解纷能力的智能化、解纷流程的递进式等,发挥在线解纷平台最大效应。加强调解员的管理与培训。进一步完善调解员的选任机制、考核机制,提升调解员业务素质。由法院和金融监管部门定期联合举行调解员培训,提升调解质效。加强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弘扬调解理念,积极向社会公众推广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引导当事人更多地选择调解、仲裁等解决方式,提升维权效率和效果。

       (五)协同构建金融服务保障体系,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

       严厉打击各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活动。对于以转贷谋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非法从事期货交易和证券行为等,依法予以严厉打击,促进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法院在金融审判中要发挥价值引领和规则导向作用。要重视对格式条款、免责事项等依法审查,加大金融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发布力度,引导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理性看待各类金融产品,了解新型金融交易的交易规则和风险特征。金融机构要加强自身规范性建设。切实履行投资者适当性审查义务、信息披露义务和最大损失揭示义务。监管部门要加大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针对金融开放、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预警研判。引导金融消费者树立风险意识。正确理解风险和回报的正比关系,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合理选择投资方式,切实保障财产安全。